飞猴

TWITTER，这样一个成立不满3年的交友网站，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获得了影响一国政局的巨大力量，这一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即便是该网站的创始人也不例外。

对于很多个人用户来说，TWITTER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八卦”心理，通过TWITTER，他们可以随时获知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而对于国家以及国际政治来说，TWITTER则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TWITTER的崛起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角逐国际话语权的新战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无论是无意识的忽视还是有意的回避，都可能将在未来给自己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如今，当谈论起“软实力”这个概念时，我们总会感慨于美国价值观的渗透能力以及美国对国际话语权的牢牢把握。但如果看一看历史上的美国是如何做的，今天美国所享有的文化软实力也就显得顺利成章了。在构建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对新潮流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是十分关键的一个方面。

举个例子来说，杰克逊·波洛克是20世纪美国抽象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被视为二战后新美国绘画的象征。但事实上，当时就连杜鲁门总统都不能欣赏这种艺术，认为这和欧洲大师的作品相比是“粗俗”的艺术。但中情局却认为波洛克的作品很好地表现出了美国人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个性的尊重，这一点恰恰是共产主义国家阵营不能容忍的。于是，中情局不惜自助博物馆、策划媒体好评，由于波洛克的画作过于庞大，美国甚至动用了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运载它们去亚洲巡回。

历史一次次证明，美国正是在这种创造世界潮流、拥抱世界潮流和利用世界潮流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文化霸主的身份以及价值观输出者的地位。

今天，当TWITTER的大潮袭来时，聪明的美国政治家早就看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面对这种潮流，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却不能忽视它。奥巴马、迈凯恩、戈尔、施瓦辛格都成了TWITTER的使用者。迈凯恩每天使用TWITTER发布的消息都在3-4条；而奥巴马则通过TWITTER呼吁美国老百姓质询自己的州议员，敦促议员们支持新清洁能源法案的通过，如今奥巴马已经在TWITTER上拥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160万名“followers (追随者)”,他们每天都会了解到奥巴马的最新动态，聆听他的声音，体会他的执政理念……我们看到，美国又一次站在了潮流的浪尖上。

尽管因为充斥着虚假消息而饱受批评，尽管因涉嫌“干涉他国内政”而遭到谴责，但这一切质疑都在TWITTER的强大渗透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昔日，即便有东西两个阵营的尖锐对立，前苏联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家朱可夫元帅也没能抵挡住可口可乐的诱惑，今天，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也应该清楚，TWITTER这股互联网浪潮注定要给世界政治带来冲击。如果没能主导它的产生，至少不能错过对它的利用。

从这一点上看，如何通过TWITTER使自己的声音传得更远，使自己的理念更具有竞争力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想着如何将TWITTER挡在门外）。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所有的TWITTER消息都被限制在140个字符之内，如何用这样的篇幅将自己的观点、理论阐述得清清楚楚并且具有号召力，将对现有的政治话语体系产生强烈的冲击。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撰文说，最重要和最深刻的政治信息事实上经常可以被压缩在140个字符之内，即便是《共产主义宣言》也不例外——“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除了锁链”。拉赫曼指出“事实上，它们（这些政治哲学）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们可以被归结为一句话”。

可以想见，TWITTER不仅是互联网技术的新潮流，它还可能会引发整个政治话语体系的新变化。正统的政治语言当然十分必要，但简洁的、活泼的、甚至是网络化的政治语言将应运而生，在未来，是否能适应这种政治语言的新变化，将成为对一国政府和每一个政治家的考验。而是否能以开放的心态拥抱这股新潮流、并积极调整自身，将可能对一国是否能占有国际话语权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

“为什么中国要借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那么多钱？”这是近来很多国人都想不通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手中握有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笔外汇储备，这笔钱究竟应该怎么花，不仅外国人关注，我们自己的老百姓更关注，大家的建议更是五花八门。

有人建议说：“与其把钱花在人家身上，不如在中国国内盖些医院和希望小学。”类似的建议听起来合理，但却不可为之。原因何在？首先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么一大笔外汇换成我们的人民币并投放于国内建设。假设政府给某希望小学拨款１００万美元，由于美元在国内无法流通，这笔美元还要在国内市场上换成人民币，并最终回流到中国政府手中，这样一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减少，国内还加大了货币投放量，引发了通货膨胀的风险。又有人说，我们能不能在国际市场上把外汇资产统统卖掉？以中国现在持有的这笔资产规模来说这很难实现。假如中国抛售美元，必然引起美元价格的暴跌，而中国手中持有的其他美元资产也会因此受损。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笔得来不易的财富，是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辛苦积攒的成果，其今后的投向不仅要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还要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益处，要满足这些条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内外环境下，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点，中国是否能为这笔财富找到一条合理的出路并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取决于中国经济是否可以和世界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做出的为IMF和其他国际组织增资、为世界贸易融资的决定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在这一点上，历史上美国做出的两次截然不同的决定及其带来的后果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为了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最大债权国。那时的美国缺乏长远的战略目光，将经济政策集中于局部的国家利益上，一方面不断向曾经的盟国施压要求它们还清欠美国的债务，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不受伤害，美国国会通过了有“最愚蠢错误”之称的《斯姆特-霍利贸易保护法案》，大幅提高美国的进口关税，使英国等债务国的产品根本没法在美国市场立足，偿还美国债务变得更加困难。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森评价说，美国这种做法等同于“摒弃了世界领导权”，并导致了“世界性破产”，在迈克尔·赫德森看来，这正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债权国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但当时美国国内面临的情况并不乐观。据计算，美国国内需要６０００万个工作岗位才能实现充分就业，而只有让美国产品在海外市场立足，并使年出口达到１００亿美元的水平，才有可能创造这么多就业机会。而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又是如何呢？严重的战后萧条正折磨着欧洲各国。美国没有重复曾经犯下的错误，相反，它选择了与世界经济建立一种更为息息相关的关系：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得到建立，自由贸易的原则得到大力推广。迈克尔·赫德森这样写道：“欧洲很开心地从美国政府和新建立的国际借贷机构那里借入了资金，购买不断增加的美国出口。”可以说，通过这种更为开明的政策，美国不仅解决了自己国内的经济问题，还在战后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为自己谋求了主导地位。

不难看出，今天中国面对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二战后的美国多少有些相似。伴随金融危机而来的世界贸易萎缩，为中国这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我们当然需要大力谋求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依赖出口转向更加倚重国内消费上来，但转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中国今天面对的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等问题，需要通过刺激海外市场来得到缓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拿出手中掌握的部分资源，为ＩＭＦ增资，通过国际组织为在国际贸易上出现资金短缺问题的国家融资，不仅是在帮别人，更是在帮中国自己。还有一点应该强调，中国为ＩＭＦ等国际组织增资，并不是无偿捐助，而是对中国拥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手段，中国的行为不仅能为世界做出贡献，也是在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必须说的是，中国经济的前景已经和世界经济形势息息相关，这一点无法改变。

http://www.zaobao.com/yl/tx090418_502.shtml

　　俄罗斯是本次G20峰会前夕第一个向美元发难的大国，但8天后，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抛出了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言论后，原本假装对门外抗议声不理不睬的美国官员们再也坐不住了。毕竟，这次敲响他们大门的是世界上最大一笔外汇储备的拥有者，美国很难再对他的意见装聋作哑。

　　在谈到世界货币的变迁时,保罗·肯尼迪曾这样写道：“这种（世界货币）转变将是渐进而无情的。18世纪的商人在交易中大多喜欢使用有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像的银币；100年之后，他们选择了英镑；又过了一个世纪，他们改用美元。货币在改变着，通常比大国自身的改变要提前一点。”可见，世界货币的变迁总是和国际权力的转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央行行长的提议如此敏感。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大象”，将把脆弱的美元体系甚至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冲撞得七零八落。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早已让以美元为支撑的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摇摇欲坠。也许一下数据能告诉我们更多：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例达64%,但美国的GDP仅占世界GDP的25%，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比例可能在最近几年还要下降。显然，30%以下的实体经济却要支撑60%以上的世界货币的功能，将是十分吃力和危险的。

　　对于这一摇摇欲坠的国际货币体系来说，中国的提议并不是什么破坏力量，相反将是一剂良药。长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安全性饱受诟病。很多国家都纷纷采取行动，希望通过局部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一些石油出口国纷纷要求用欧元或者本国货币进行结算；日本谋取日元成为亚洲货币的努力也从未松懈。可以想见的是，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割裂。中国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议无疑是超越了一国之利，并代表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大多数参与者利益的。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提议甚至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社会上的权力和义务总是相生相伴，尽管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曾让美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上呼风唤雨，但是虚弱的美国经济已经提不起这根沉重的指挥棒。在国内“撒钱”刺激经济和在海外稳定美元地位，这两个矛盾的目标像两块夹板一样，将美国的经济政策挤在中间，没有回旋的余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美国的货币政策描述成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对各国发起的另一次大举入侵，这成了美国形象的软肋。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敲开了美国的大门。

　　中国并不是一个抗议者，相反，中国带来的是一份具有建设性的规划蓝图。当然，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出现会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元形成制衡，但同样会减轻美国的负担，给不堪重负的美国经济提供一个喘息的空间。这其实正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应有的姿态，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是中国采取的主动。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美国财长盖特纳，作为一个内行，才会表示美国愿意采取开放的态度进行讨论———尽管迫于各种压力，他很快又重申了美元仍占有主导地位的立场。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美元仍将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习惯了在国内搞分权的美国人迟早也要习惯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权，正像他们自己经常讲的，任何权力都必须有相应的制约力量。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发起了什么挑战，而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到来必然伴随着世界货币体系的多极化。就美元本身来说，竞争者的到来几乎不可避免。但正像英语打败了世界语一样，一个有能力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也没有必要担心来自竞争者的威胁。美元的命运终究还是要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做好自己的事情。▲

前不久，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呼吁，鉴于世界粮价的上涨，各国政府对粮食问题应采取“新政”，以平抑粮价、应对饥饿问题。在佐利克看来，“新政”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就是各国实现粮食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

针对佐利克的讲话，一位曾经供职于世界银行的学者在英国《卫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写道，对于佐利克关于粮食贸易自由化的倡议，人们“唯一合理的反应就是呕吐”。在这位学者看来，粮食贸易自由化并不能帮助贫困国家解决饥饿问题，反而可能会使危机加重。因为贸易自由化就意味着贸易壁垒和补贴政策的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场主将因此失去所有保护，并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的竞争中破产，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粮食储备更是无从谈起。这位学者斥责说，佐利克倡议粮食贸易自由化实际上是在完成他的重要使命——服务于美国的利益。

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自由贸易会提高参与各方的福祉：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削减会降低商品的最终价格；而补贴政策的取消会促进更加合理的国际分工，从而提高生产的效率。在粮食贸易的自由化方面，前两年国内就有经济学家提出，“有市场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在他看来，“谁来养活中国”这样的疑虑大大推迟了粮食市场自由化的进程，给中国造成了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并不算低，应该让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养活中国。但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随着粮价的不断飙升，许多粮食出口国也开始限制出口，靠市场解决危机变得越来越困难。俗话说“一顿不吃饿得慌”，对于粮食这种特殊的产品，如果我们没有点“家底儿”，没有点自力更生的能力，干等着“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恐怕还是不行的。

和石油不一样，粮食是可再生资源。笔者相信，如果调动全世界的财力、物力和科技力量，投入到世界粮食生产中，让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吃饱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如果就此将粮食问题的解决全部寄托于国际市场，这样的想法可能过于理想了。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粮食也和其他资源一样，它们在世界的分配并不是公平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即便粮食无法自给，即便粮价持续飙升，它们仍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并在国际市场上大量采购。发达国家不仅能保证本国居民吃饱肚子，还能保证他们吃得更好。一位美国教授曾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每年喂牛的饲料就够养活8.5亿素食者。其实不只是美国的牛，美国的车也在和人抢粮食，美国极力推广生物燃料正是推高世界粮价的重要因素。

显然，粮食危机的出现对于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来说，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海地，由于全球粮价上涨，人们每天都要为何以果腹的问题发愁，有些人甚至被迫要吃“泥饼”：相反，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人们关心的却是能否获得更加便宜的生物燃料，能否负担得起排量更大一些的汽车。如果将粮食问题交付市场解决，那么也就意味着是“购买能力”说话，在这方面，落后国家明显是不足与发达国家争锋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都保持着很高的粮食自给率，比如法国，它的粮食自给率超过300%。在农业补贴方面，在2004年，经合组织国家在支持国内农民方面的开支是其官方发展援助预算的四倍还多。如果说要减少关税壁垒和补贴措施，发达国家应该做的工作显然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对风险的抵抗能力更强，也因为他们处于更具优势的地位。

贸易自由化固然能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但其中蕴藏的风险更需要仔细体察。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每迈一步都是小心谨慎的。该开放什么？该坚守什么？都要看得清清楚楚。多哈回合谈判屡屡受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欧洲发达国家的阻挠。

今天，经济全球化是摆在每个国家面前的一个大课题。我们常说，“风险多大，收益多大”，但在并不十分公平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获得的利益和承担的风险可能并不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小心谨慎，切勿因为刚尝了开放的甜头，就被贸易自由化的神话迷晕了头。